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从事儿童保护的法律人士、研究者、工作者、公益人士，一个共识是：低估了儿童性侵事件发生率，暴露出的案例仅是冰山一角。

《国台办：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》性侵儿童处于冰山下的状态，受害儿童报警的可能性较小。相当一部分儿童没有防性侵意识，缺乏辨识能力。性侵儿童案30％以上是非常熟的人，儿童因此不敢说、不能说、不愿说。